干货 | 裕廊工业园模式解读（二）

 前言：亚洲4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建裕廊工业区，通过承接西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人均GDP连年增长，迈出了大国崛起的第一步。但其实，裕廊工业区闻名于世，被东亚各国广泛传颂仿效，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如果没有经历转型，或许裕廊正与现在奄奄一息的老工业基地同病相怜!”以李光耀为代表的决策高层早已清醒地意识到：“劳动密集型工业只是过渡时期的措施，裕廊工业区的未来仍要着眼于提升经济效益和制造高科技产品。”

中国要借鉴裕廊的，不仅是开发初期“单张蓝图绘到底”的精密规划和一举扭转区域颓势的短暂成就，更应学习裕廊从实际出发，根据自身区位、资源禀赋特点，细致分析国际产业发展趋势，抓住时机调整园区产业结构方向的战略定位。

60S与80S的新加坡

新加坡80S经济局势

20世纪中叶，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之下，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印度等东方大国与美苏间的微妙关系，直接决定着西方国家对亚洲区域的产业输出导向。而新加坡偏偏又属外向型经济，是最容易受到美国亚太经济政策影响的区域之一。

商务成本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新加坡的用工成本持续增加。60年代新加坡所依赖的人口红利逐渐走向下坡路，国内劳动力供应一度处于紧张状态。而此时，中美关系得到初步缓和，西方国家开始调整东亚政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加坡周边国家，普遍以较低商务成本吸引走了大批原本中意裕廊的欧美投资者。

针对这一问题，李光耀曾坦然承认：“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有机会，是靠别的国家的失误。如果60、70年代的中国、马来西亚、印尼或菲律宾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新加坡根本就没有发展的机会。”

石油危机

1974年，全球性的石油危机爆发，能源与矿产等资源价格水涨船高。欧美发达国家被迫进行产业调整,大幅压缩了重化工行业的利润空间。为了降低运营成本，西方国家通过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来抵御能源危机对经济的冲击，并纷纷选择将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化工和造船等向外转移。拥有一定产业基础的亚洲四小龙成为首选之地。

1974年美国的汽油定量配给票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本密集型，而是逐渐扩展到了包括汽车、电子等在内的部分已实现标准化生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为首的东亚诸国，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亚太区域的石油市场迅速扩大，石油消费也在持续增加。亚洲地区急需优良的石油供应基地。

总体来说，80年代初的新加坡，因商务成本提高，导致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无以为继。但石油危机的及时出现、欧美国家的成本攀升，却反而给予了岛国一条崭新的出路——通过承接西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摆脱国家经济危机。

裕廊园区产业定位

经济基础

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装备多、投资量大、容纳劳动力较少、资金周转慢、投资效果也慢。产量同投资量成正比，而同产业所需的劳动力数量成反比，刚好契合80年代新加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实国情。此外，1979年，新加坡人均GDP近4000多美元，即将达到中等国家收入行列。裕廊工业区要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实现更深层次的工业化，首选也必然是效仿西方国家19世纪的老路，由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

交通优势

新加坡能源极度匮乏，裕廊工业区能成为化工中心，最主要是得益于其交通区位优势。新加坡扼守着马六甲海峡入口处的航行要道，是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的航道要冲，同时新加坡把持着南海、爪哇海与马六甲海峡之间交通的咽喉。

因此，新加坡被称为“东方十字路口”，再加之80年代东亚各国对石油产品的渴求，新加坡完全能借助有利的地理位置与海运条件，大力发展港口航运建设，从转口贸易港起步，积极吸收跨国资本来发展炼油工业。(顺便提一下，中国研发新能源汽车，一定程度上就是为避免新加坡马六甲海峡的石油供应被西方掐断。)

人才培养

产业转型，除了园区经济实力以外，人才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李光耀作为教育实用主义理论的奉行者，高度重视为促进新加坡产业发展转型培育特定的人才。语言方面，由于80年代新加坡的产业定位仍以承接外资为主，英语肯定是必修课，华文反倒退而求其次。

正如李光耀专访时所说：“我们吸引大批半导体厂商来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成为生产电脑和电脑周边产品的大規模中心，这些跨国厂商来自日本和欧洲各国，他们都讲英语。”(当然，李光耀此举也有亲西方、博取美国认同、留住西方产业的政治考量在内。)

高等教育方面，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后，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大学(NTU)，为急速腾飞的新加坡经济培育工程专才。在新加坡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二十年里，可谓NUS和NTU两所公立大学并驾齐驱，为园区初步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人才供应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