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新城迎来黄金发展期
政策：国家战略、政策红利为产业新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产业新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因素的推动，国外政策对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对于园区给予税负减免、低税率和贷款担保;②公共研究机构和服务中心提供定制化的商务服务;③自主自助协会和合作生产商促进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中国长期面临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经济“双重转型”任务。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以城市群为主体，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战略实现了从“严格控制” 单一城市规模到强调城市间“协调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同时，突出强调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合理响应人口的就业需求、公共服务诉求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要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引导人口流动的合理预期，畅通落户渠道，到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区分超大、特大和大中小城市以及建制镇，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将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置为市，增加中小城市数量，优化大中城市市辖区规模和结构，拓展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空间。
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对产城融合、产业创新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16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科学推进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做出了明确部署，提出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合发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越来越多的企业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加入到产业新城的开发建设及运营中。
产业：集聚、转移、外溢效应推动产业新城发展
产业驱动是指在新城建设过程中以一种或多种产业导入为突破口，利用产业的关联性带动新城的开发。其做法通常是首先由政府在新城范围内建立产业园区，引导市区内的企业外迁，同时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部企业入驻，最终达到市区产业职能转移到新城的目的。产业驱动的关键在于选择产业链核心环节、关联带动性强的产业，利用政策促进产业的集聚。
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对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产业新城的开发综合考虑了新兴产业、城市建设、人口集聚三方面因素，将城市中的商业、办公、居住、文旅、餐饮、娱乐、交通等要素进行有效组合，并在各部分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的动态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多功能、高效率的空间。例如华夏幸福坚持“产业优先”战略，以产业新城为依托，不断提升产业创新驱动力，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壁垒。通过龙头驱动、创新驱动和孵化驱动等方式，打通了产业研究规划、产业集群集聚、产业载体建设和产业运营服务的完整链条，运用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的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为产业新城所在区域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十三五”开局以来，我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的转型阶段，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经济转型势在必行，而经济转型必然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目前，全球产业发展处于重大调整阶段，产业的国际分工面临洗牌和挑战，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的关键时期，正向产业链上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经济附加值高的链环转移。如何提前谋划布局，实现产业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点。
科技：智力资源成为产城发展的核心要素
随着全球科技化进程不断加速，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当今主题，对于国内产业而言，面临着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升级改造传统产业的大命题，而传统工业园区已无法满足日益多样的产业业态需求，亟待运营商通过借助科技创新力量，不断促使业态结构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创新升级改造，通过“腾笼换鸟”，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完善，从而增强自身竞争力。而集生产功能、城市功能和生活功能于一体的产业新城，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更多区域发展引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融合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美国城市研究专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在其所著的《新地理：数字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中指出，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产业布局的地理决定论受到冲击，人才及科技创新机制和环境成为企业选址的主导因素。哪里有企业需要的人才，哪里有企业需要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环境，企业就会选择去哪里。换句话说，新时代背景下，新城的经济发达程度并不取决于传统能源、港口等区位优势，而是取决于一个城市的智力资源优势。宜居环境吸引高端人才，高级人才带动高端产业，高端产业的收益进一步改善宜居环境，这样的良性循环形成了科特金所描绘的“精英型新城”。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兴起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产业新城运营商也在通过自建、引入或收并购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增强园区或产业新城的创新发展能力。
